1935年10月,中央领导的红军在到达陕北鼎盛配资,完成了长征的胜利。1936年6月,耿飙由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调任到红军大学进修,为期半年。
耿飙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十分珍惜,他以前穷,只能在常宁的水口山铅锌厂的读了一些日子的书。
参加了革命以后,他又忙于战争,没有良好的教育条件。因此鼎盛配资,他努力地读书,改善自己,然后再返回熟悉的军队中,同他朝夕相伴的同志们,在沙场上把敌人消灭掉。
当他快要结束学业时,周总理告诉他说,中央军事委员会已经把他调到了红军四军团,担任参谋长。
第四军团的参谋长,一直空缺着。
耿飙长期在部队做着顾问,所以他来当参谋长是很好的选择。但是,耿飙却有自己的打算。他告诉周恩来:“假如要我自己决定的话,我宁愿呆在一方面军里,我对四方面军不熟。”
展开剩余92%没过多久,毛主席就来了。耿飙还是觉得,他更适合呆在一方面军中。
毛主席闻言直言不讳地对他说,不但要担任参谋长,还要承担“政治上的工作,特别是反对张国焘的路线”。
耿飙觉得,“这件事,还是交给政委或者政治部的人来吧,让他来,好像不太好。”毛主席说:“一切都要靠个人,做一个参谋,也是可以做到的。”又和他讲来两句话:“你呀要开始跟着走,然后再赶上前去嘛。”听完主席的这番话,耿飙瞬间明了。
由部队转到外交部工作
1950年初,元旦一过,十九军指挥部就开始忙碌起来。一些人正在草拟一些文书,一些人正在审核,一些人正打着电话,而耿飚此刻正在看着一篇汇报。
这时,一个通讯员走了过来,对耿飚说道。李政委,杨司令有请您过去下。”
“老耿,有件好事要跟你说,上面有指示,要把你从北京调出去搞外事。”一看到耿飚,李志民就微笑着跟耿飚打招呼。
“啥?被派到了外交部?”耿飚大吃一惊。耿飚从加入红军的那一天开始,就已经与人民的部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耿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在全国人民的拥护下,在二十多年的斗争中,取得了革命的胜利,但是,为了维护人民的胜利,为了国家的建立,耿飚仍然坚持拿着他的步枪。
另外,就私人情感而言,耿飚也是依依不舍的,同生共死,共同奋战过的同志们。
杨得志和李志民一看耿飚的脸色,就知道耿飚在想什么,便对着耿飚一起说:“老耿,你可以回我们的部队去看看娘家人嘛!”掰着手指头算一算,你是我们之中,最擅长外交的人!”
事实上,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,耿飚是绝对不会反对这次调职的,原因是:第一,耿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决定;其次,耿飚对对外关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。耿飚对部队,对战友,对这里的人,都有一种强烈的感情,让他很难割舍。
这天一大早,耿飚就驱车前往了外事办公室。耿飚在十九军团的时候,就是坐着这台越野车到处跑,到处跑。此次来到北京,李志民政委与杨得志司令要后勤处将此车移交给耿飚。
耿飚认为,由于外交部成立时间尚短,汽车和驾驶员必然不足,来京后自有一辆汽车,可以减少政府工作的压力,便欣然应允。如今,耿飚每日都坐这台吉普去外事办公室工作。
耿飚感到特别开心的是,昨日,的王炳南跟他说,周总理想跟你谈一谈。
耿飚与周恩来已经好多年没有相见了。想起上次见面还是在平军调部鼎盛配资,当时周总理为了揭发并粉碎国民党的内乱,日以继夜地奔走于全国各地,为了揭发并粉碎了国民党企图进行的内战,他的脸变得瘦削了。
因此,耿飚还没踏入总理办公室中,脑海中就自动浮现出了总理当时的模样。
然而,当耿飚走进去的时候,却惊讶的看到,周总理的精神状态非常好,看起来更加的年轻了。
据说,这时候的周总理从苏联访问归来,并在莫斯科帮助毛主席与苏谈判二十余日,签署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;然而,总理的脸色并没有因为长途跋涉和劳累而变得憔悴,相反,他的脸色红润,神采奕奕,两条浓密的眉毛下,一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耿飚轻声道:“周总理,你好!”
“哎呀!是耿飚同志呀,你来啦!”耿飚听到总理的声音清脆悦耳,带有一点苏北口音。
耿飚在他面前坐下以后,周总理直入主题:“这次调你离开军队,是为了做外事工作。”
“目前,王稼祥同志作为驻苏联大使他已经赴任,不过驻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还没有派出去。这一次,我们国家从各地抽调了一些重要的干部同志,就是为了担任大使。”讲到这里,周总理接着开口问向了一旁的章汉夫说道。“都来了多少人了?”
章汉夫同志掰着手指回答:“袁仲贤,姬鹏飞,黄镇,王幼平,谭希林,曹祥仁,倪志亮,彭明治。”
“好!”周总理闻言点点头。接着转向耿飚,“这几位将成为新中国驻海外的第一代驻华大使。不过,我这次派你过来,是想让你担任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。”
“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?”耿飚有些诧异地问道。
“嗯?是不是很意外?”总理从耿飚的震惊中看出了一些端倪,他向耿飚问道:“你听说过联合国吧?”
“总理,我并不是太清楚。”接着耿飚回答说,“但是我很清楚,中国就是其中一个发起国家,而且它也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。据说,董老过去还是三位中国代表之一呢。”
“是啊,”耿飚的话让周总理很是高兴,脸上带着赞赏的神色,“董老是当时的三位中国代表中的一位。
“所以,今后就要为参加联合国大会做好充分的准备了。”周总理说。然后,他又问耿飚:“关于你的工作安排,你有没有意见?
耿飚赶紧道:“绝对听从指挥。但对于外交,我是一点都不懂的。”
“你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嘛!”周总理微笑道:“而且,您在抗日战争时期,不也曾率领美国观察团离开延安来到晋察冀地区么?在军调部,不还是同美蒋的代表坐在一张桌子上谈话么?事实上,你在国谈判工作中也有一定的经验。所以,我才会把你送到联合国来。”
耿飚对周总理的记性还是很佩服的,虽然他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情,但却能把很多年前的事情,都记在心里。
“可是,”我仍然觉得不太放心,“对于联合国的组织架构和会议流程,我一点也不熟悉,更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对外方针,这可不行啊!”
“这个,以后可以再研究么!”周总理回答道。
出任驻外大使
之后毛主席在见了耿飚等第一批驻外大使时候,毛主席发表了一番演说,这段话也完全打消了耿飚心中的顾虑。毛主席说:“各位是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,大部分都是从军队抽调过来的将领。大家也全是从部队中调来的干部,将军来做使者,这个行啊!
那时候国家刚刚成立,各行各业都缺人。我们已同很多国家建交,因此,我们国家急需大量的外事人员。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‘从头开始,一支新的对外队伍要有新的骨干力量。
我们军队一向是训练干部的地方,因此,我们就从军队里面选拔了一些人。”
毛主席说,目前我们高层中懂得外国语言的没有几个,但总要派出大使吧!即使不会外国语言,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使。
汉朝时,班超和张骞,都是不会外国语言的,但是他们都去了西域,不仅完成了任务,还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讲到这里,毛主席望着耿飚,说道:“你们要到西方去,要知道人家的发展情况,要向人家学习;中瑞两国友好合作,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,也增进了我国与北欧各国的友好感情,同时也为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贡献。”
耿飚最初的外交生涯是担任瑞典和丹麦和芬兰两国的使节。1950年,耿飚率领驻北京的大使馆职员和他们的家人,一共二三十个人,坐上了一列国际火车,驶往莫斯科。
在那个时候,去欧洲的人,通常都是先坐莫斯科的列车,然后再去别的国家。
耿飚事后回想道:「那是我人生中的头一遭,也是首次踏上国外的旅程。1950年,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:我从军队转到了外交界,担任了外国使节,开始了一身西服,开始了吃西餐,我首次跨过了边界,经过了列宁的家乡,这一切都是“首次”。”
其实,耿飚后来所做的诸多首例,在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中,亦属首例。
他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,就是将国书递交给了西方各国的首脑:1950年9月19日,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,那天是我向一位外国首脑递交国书的一天。
瑞典王储古斯塔夫·阿道尔夫带着一辆六乘王辇(这是一辆豪华的马车,由六匹马拉,是皇家的马车)把我带到王宫里来。
瑞典外交官员说:‘王子派了六辆马车来迎接您,以示对我们国家的尊重。’当时的我坐在王辇上,和顾亟一起前往皇宫。两列卫士肃立在殿门两旁,身着古代武服,带着毛茸茸的大帽子,腰佩短刀,颇有几分威严。
穿过宫殿的正门,是一座院落,院落的两侧,则是一排排的守卫。当我爬到最上面的台阶时,我听到在过道里等候的礼仪人员用英语喊话。
这时候顾亟告诉我说,对方的意思是说:“中国大使耿飚到!我一走进去,就看到了古斯塔夫五世,以及他的旁边王储,我带着敬意走上前去,把那封信递给他。太子代表国王宣读了这份文书。还不等我开口,他就礼貌地邀请我坐下来说话。”
在瑞典王国举办的接风宴上,一位指挥官给耿飚讲了一些军队里的事情,双方聊得很开心。
50年瑞典一司令问耿飚带多少兵,耿飚答:有十几万
这名指挥官说,“我是从一名小兵一步步走到指挥官的。”
耿飚微微一笑,道:“我和你差不多,都是从农村出来的,都是一路打仗走过来的。”
然后,接着对方又说:“你当时有几个兵?”耿飚数了数自己打过的仗,然后说:“大概有个十几万!”
没想到瑞典皇家海军最高司令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,“啪”地一声给耿飚敬了个礼,道:“您真是了不起,我跟您比不了,我这支军队连您的一成都比不上。”
此时,周围的一些重要人物,也都跟耿飚碰了一下杯子,翘起了拇指,夸他是“伟大的大使,了不起的将军”,皆是忍不住对他另眼相看。
对于别人的赞美,耿飚却很谦逊地说:“跟我的祖国比起来,我就是一个士兵,一个战士。我愿为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搭建一座桥梁。”第二日,地方报刊登出这样一篇文章:社会主义使者首度现身于资本主义国度,作为一名将领,却不摆出一副军人的架子,耿飚的谦逊,令瑞典民众对他肃然起敬。
此后,耿飚在担任大使期间,以谦逊的态度推动中瑞关系的发展,并重新塑造了瑞典对这一新兴大国的印象。
在瑞典开始工作之后,耿飚又到丹麦(1950年11月)、芬兰(1951年3月)设立驻丹,以及驻芬大使馆,并将国书呈送给丹麦王斐德烈九世及芬兰共和巴锡基维总统。
耿飚访问瑞典时,曾与哈马舍尔德先生有过直接联系,讨论了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正当地位。这也是中国政府的代表首次同联合国高级官员进行面对面谈此问题。
1960年1月,耿飚担任起了外交部副部长一职位。他在周总理、陈毅两位领导人的带领下,艰苦奋斗,奉行睦邻友好政策,同邻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及多边协定。
这些协定的签署,不但使我们同周围国家的友谊更加牢固,同时也为我们处理边境问题,实现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提供了很好的例子。
耿飚这位将领,他将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长河里,闪耀着耀眼的光芒。
耿彪家风
耿飚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与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,从一名只有民兵参加游击战的游击首领,到后来成为一名能统御千军万马、骁勇善战的开国将领,这中间的艰辛,是难以想象的。
但是,他始终保持着最初的信念,他把一切都放在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,并且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正直,要对党忠诚,爱人民,发扬了耿家优良的传统。
1965年,耿飚之子耿志远顺利地被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录取,做父亲耿飚觉得脸上有光,跟每个人都说:「志远他考进去了」。
在耿飚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期间,委员会正缺人,耿志远觉得自己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,正好可以胜任这一职务,所以信心十足地向他的父亲提出要把他转到外委会工作。然而,回应他的,却是耿飚一句“不行”。
耿志远无法理解,为什么自己的两个清华同学,都能轻松调过去,为什么到了自己这里,就不行了?
耿飚也不避讳,直接说道:“你的同学,经过面试之后,表现出了很好的能力,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让他加入的原因。你之所以不能进入,也并非是你的工作能力问题,关键你是我的儿子,咱们父子二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,这如何可以。
后来耿志远被人推荐到了一家集团公司工作起来。
在耿志远眼中,自己的父亲根本就没有留给自己任何物质上面的东西,更不要提留给自己任何的权利了,不过,自己的父亲,言传身教,加上父亲良好口碑,令耿志远获益颇丰,尽管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,可耿志远心中清楚,父亲始终看着自己,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给父亲抹黑,因为他清楚自己是耿彪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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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:
耿飚回忆录
耿飚三闹情绪作者:肖宗志
党史纵横|史海回眸——耿飙:1976年奉命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者:许正
耿飚“谦虚”赢尊重作者:袁恒雷
将军外交家:耿飚作者:万华、张国华
楚材·外交篇——耿飚的外交生涯作者:袁南生鼎盛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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